楼宇烈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从游于先生数载，于其治学门径略有一窥。先生特别重视人的思维方法，面对浩瀚博大的文化体系，他主张一定要立定脚跟，心明眼亮，得其根本精神，因而也特别重视读书方法。他常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包括研究学问，都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就是工具，方法对了，研究学问就会事半功倍。

　　“活”。先生力倡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也极看重人的主体性，时常申明中国传统中“人文立本”“文以化人”的精神，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读书观上。先生说，读书人的心和眼睛要灵活，读进去，但不能掉进去，“入得其内，又要出得其外”，潇潇洒洒，自由自在，“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而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样读书，是活泼的，有趣的，也是真正受用的。

　　“用”。先生说，人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藉由读书来明理，明理后致用，读书是服务于人生现实的。在面对历史和传统的态度上，先生常引用荀子的一句话，即“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在读书上，他也是一贯的态度，即“择其善者而从之”，慎思明辨，选择可取的，善加利用。

　　“游”。《论语》中，孔子勉励士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先生喜欢这个“游”字。他说，中国传统艺术的着眼点在“道”，在艺术中涵养，要自期“以道统艺，由艺臻道”，但不要刻意，要自然，最好有一颗“游”心，琴中游，曲中游，画中游，山川中游，读书也一样。

　　“悟”。先生重视读书中的体悟功夫，他说“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常勉励我们在读书中、在生活中用心体悟，领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一次课堂上，我与几位师兄讨论起佛教中“我执”与“法执”的关系问题，我对书中“我执易遣，法执难除”一句起疑，问道：“法由心起，既无有我，法复何依？”师兄们纷纷援引经论，试图帮我解疑，但并不生效。先生沉吟了一会儿，对师兄们说：“从某个角度讲，她的疑问也是对的。”转头又对我说：“宗密分禅为五种，‘自性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这是最上乘禅，你要好好体悟一下。不疑不悟。”

　　“了”。魏晋玄学有“言能尽意”与“言不能尽意”之辩，后世多宗“得意忘言”之旨。然而先生之心，尚不止于此。有日，他兴味盎然地告诉我，在读经、读书方法上，他从苏东坡那里深受启发，苏东坡主张“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多么妙啊！看他神色飞舞，我也很开心，说：“老师希望我们也这样。”他说：“那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