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伪满皇室迁至大栗子

　　1945年8月6日，在临江大栗子沟，用火车运来很多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兵，担任伪满洲国大栗子沟的卫戍和伪满洲国皇帝行宫的警卫任务。隔几天，又运来很多供乘骑用的马匹。八月九日，又用火车运来四个红色和二个黑色的非常漂亮的轿车。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8月9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率领参谋长一起求见溥仪，在伪帝宫里边，对溥仪宣布，日军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主力退守“南满”，并在东部山区构建防线，让出“满洲”的“北部”和“中部”，采用游击战的形式，跟苏军长期周旋。要把国都迁往通化，皇室和政府都要迁到那里。

　　1945年8月11日上午，伪宫内府向留守人员发放了疏散费，对那些效忠者，溥仪又给他们增发了4至5万数量不等的“安慰费”。溥仪把珠宝字画等装了六七十个大箱子，等到大栗子只剩下四十几箱了。

　　1945年8月11日下午，从宫中出逃时，第一批到车站的是皇后婉容、皇帝的奶娘二嫫、溥杰及夫人嵯峨浩子、三位格格（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和三位额驸（郑广渊、润琪、万嘉熙）。第二批从宫中出来的有四辆车：第一辆车内有日本人桥本虎之助，他手捧“三宝”（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坂琼曲玉）。这辆车上还有日本人“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和宪兵曹长浪花；第二辆车内有李玉琴和老妈子李姐（敬喜）；第三辆车是李国雄和溥俭；第四辆车是溥仪御用的“卤薄车”。这辆车是红色车身，黑色顶盖的大方形轿车，车内坐的是溥仪和侄子毓嵣。溥仪坐正座，毓嵣坐侧座。车开出南大门时，毓嵣发现车后有火光，仔细一看，只见建国神庙”起火了。毓嵣马上向溥仪报告，溥仪回头看了一眼，神色黯然，一句话没说。

　　11日晚上，溥仪离开伪帝宫的时候，从车站广场到候车室，挤满了急于逃出长春的日本人。接近午夜时分，火车开动了，站台上的日本妇女依然抓住车门不放。十分钟后，火车停靠长春东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上了火车。这辆火车慢的象个蜗牛，逢站必停，为什么呢，要收集前线的情报，现在的伪满洲国遍地烽烟四起，抗日武装下山反击。这火车就走得特别地慢，直到8月12日的午夜时分，经过24小时的长途颠簸，火车才抵达了通化。溥仪没有下车，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登上了火车，山田乙三跟溥仪讲了关东军司令部已经迁到这里来了，“满洲国政府”也在这里开始运转，但是通化不是溥仪的终点站，关东军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安排溥仪，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临江大栗子镇，那里山高林密，有一座铁矿，可以躲避苏军的空袭。随即，山田下车，火车又开动了。

　　1945年8月13日早晨七点半，大栗子火车站的职员们按惯例在站台上排着队，听候站长点名和训话。站长（日本人）点完名，接着讲了话，由助驿（副站长是中国人）翻译。往日站长讲的话很多，工作安排得很细，而今天却讲得很少。站长说：“你们要认真清扫室内外的卫生。今天来的车比较多，来的都是运难民的车，货车一律停运。你们要尽职尽责，不要发生差错和事故。”至于一般的工作，他没有讲。接着，车站职员们就散了，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当时，大栗子火车站一共有十一个停车道，其中有七个道能进车。最先乘火车来的人们，是一群穿长袍短褂，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当时，车站职员们想，这也不象难民哪。后来才知道这批人是宫内府的人。在站台还卸下了很多带有花徽的各式各样的箱子以及行李。这时火车站还没有军队警卫。大约在上午九点至十点之间，车站外面就布满了日本兵。站台内有佩戴很高军衔的日军军官。这些日军军官到来后，把车站职员都赶进了车站的办公室里，不许他们上站台。办公室的窗上挂着帘子，不准往外看。但留在室内的日军军官却偷着往外看。大概他们也想看看皇帝是啥模样。车站职员们也偷偷往外看，日军军官也没有阻止。窗上的帘子是用纱做的，外面的活动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日军军官来到火车站大约半小时后，只见一列很华丽的专用客车——“展望号”徐徐进了车站。这列专车的每节车厢的连接处是用考究的黄色栏杆装饰的。车厢崭新，车窗上放着纱帘，一共有五节车厢。透过车站办公室的纱窗帘子，车站职员们看到溥仪身着军装，脚登马靴，从第二车厢走下火车。溥仪下火车后，就钻进了停站台上的红色小轿车走了。在溥仪的轿车面好象还有人乘坐。日军警卫部队从火车站一直站到通往溥仪居住的道路的两侧。日军全武装，荷枪实弹，一律面朝外，背朝公路，持短枪站着。这一如临大敌的森严气氛，令人恐怖。溥仪乘坐轿车离去后，日军警卫部队即撤。接着又来了一些货车，可能拉来的是吃的和用的东西。

　　这天，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众大臣和宫内府眷属与部份伪满洲国的日系官员、职员，还有日本官员的家属，逃到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大栗沟来避难。主要随员有，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溥仪的弟弟溥杰及夫人嵯峨浩子（日本人），溥仪的妹妹二格格韫和及其丈夫郑广渊，溥仪侄子（又称学生）有：毓崇、毓岩、毓嶦、毓嵣、毓岷、毓嵂、毓荣、毓喦及毓嵣的妻子杨景竹等。

　　伪满大臣有：伪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大臣臧式毅，伪尚书府大臣吉兴，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侍丛武官长张文铸，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司法部大臣闫传绂，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

　　日本官员有：伪皇宫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伪皇宫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伪皇宫宪兵曹长浪花和部分日系职员及其他们的家属。

　　另外，还有伪帝官禁卫队的一个连和头天到达的日本兵一个营。总计有五百多人。

　　二、伪满最后的5天

　　溥仪及其随行人员到大栗子后，住进了南大楼。这里原系铁矿的日本人住宅，有楼十几栋，平房数十间，方圆一平方华里，成了溥仪的“临时皇宫”。溥仪及皇后、贵人住进了当时的“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大栗子采矿所”所长染谷前的住宅（染谷前迁出）。此房为日本式平房，呈丁字形，当地人称为“丁字房”。用中国的计房习惯计算应为八间，其“横”五间，其“竖”三间。这座住宅便是溥仪的“临时行官”。可惜这栋“丁字房”于七十年代初被大栗子矿扒掉，改建家属住宅。

　　“丁字房”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其斜对面的东南角便是一栋二层的日本式黄楼，长约三十米，宽约八米，分两个大单元。这栋楼西侧一个单元楼下安排了溥杰和五格格两家，楼上为吉冈一家。东侧一个单元楼下安排了二格格和三格格两家，楼上为桥本虎之助一家。与这座楼同样的有六栋，一排两栋，往南排列共三排，（再往南还有两栋较大的一些楼），每排间隔二十余米，栋与栋之间两山相隔十数米。“中国职员共住进一所大房间里”，是指当时的“大栗子沟技术工养成所”。此处在溥仪住的“丁字房”的正前方一百米左右处。养成所很大，也是丁字形平房，其横向房长约四十米，宽约六米，为东西走向，靠北一面是一米多宽的一条通长走廊，靠南一面为十数个宿舍，其走廊中间与竖向房相通。进了大门为大厅，即大礼堂，大礼堂约有五间房。当时宫内府职员、大臣等便住在这里技术工养成所。至于佣人，老妈子各随其主。部队除近身警卫外，全部住在现大栗子铁路中学处，此处在溥仪住处的西侧一华里左右，这里有几栋二层楼和平房数栋，全为日本式建筑。就这样经过安顿所有来人便住下了。

　　8月13日晚，伪通化省政府和伪临江县政府官员为溥仪举行宴会，八凉、八热外加一个人参甲鱼汤，喝的是茅台、西凤酒，还有绍兴老酒和通化葡萄酒。厨师是事先由日本人在大栗子找到的满族人吴悦亭，正黄旗人。按满族风俗，溥仪来大栗子下车后吃的是面条。

　　宫内府人员在大栗子期间，主要是集体起伙，食堂设在养成所。溥仪、婉容、李玉琴自立伙。溥杰一家和几位格格家及一些有身份的人都自己立伙。主食均为带来的米供给，副食均在当地买。就这样经过安顿，这“临时行官”也就在大栗子安营扎寨了。

　　毓嵣等几个“学生”也被安置在日本矿长的住房，有七、八间，除随同安置住所外，还要照管皇宫运来的四十多箱珍贵文物。这幢房子两侧的两间屋子做了临时储藏室。所带来的文物珍宝由毓嵣和李国雄负责看管。

　　1945年8月15日中午，吉冈、溥仪等在大栗子收听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十分惊慌，一时不知所措。溥仪哭了，吉冈安直也哭了。溥仪突然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抽打自己的脸，嘴里不停地在念叨，吉冈安直也跪在地下，跟着溥仪一起磕头。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溥仪等人面前，伪满傀儡政权怎么办呢？对此，吉冈安直也很茫然，这事得请示关东军。天皇虽然宣告了投降，但天皇不直接掌握国家政权，而关东军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伪满傀儡政权的存亡掌握在关东军手里。当时，还有许多人不相信此消息，日本人的职员们都以不加理睬的态度说：“纯属谣言！”，不相信战败会成为事实。

　　李玉琴的回忆录中写道：“8月15日，吉冈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8月15日下午，溥仪的卫队，被解除武装遣返回长春。原来，溥仪来大栗子时带有伪满皇宫禁卫队的一个连，负责大栗子“临时行官”的警卫工作，这也是溥仪在大栗子唯一的武装力量。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为了加紧对溥仪的控制，便于十五日拂晓，背着溥仪，缴了禁卫连的武装，并将禁卫连送回长春。从此，行宫便由日本兵护卫，加强了对溥仪的控制。

　　8月16日，为了弄清天皇投降真相，领受关东军的主子的意旨，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急赴通化求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因关东军派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去东京大本营尚未回来，准确消息难以得到，所以张景惠又等了一天。16日正当人心惶惶时，溥仪为了安定人心，此时他也更害怕日本人在此之机杀人灭口，于是在他的“行宫”前演出了一幕讨好于日本人的丑居。他声泪俱下，演讲的十分起劲，居然感动了许多日本人，这恰恰是溥仪的表演，一次成功的表演。

　　1945年8月17日，松村知胜回到通化，关东军司令部向全军下发命令，宣布停战缴械。于是自日俄战争以来，在中国东北横行了四十年的日本关东军灭亡了。当天下午，张景惠与乘专机由长春刚到通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满政权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日本政府的全权大使），乘火车急返大栗子，向溥仪通报情况，安排溥仪发表所谓的退位诏书。他俩于17日夜晚回到大栗子，立即在矿技工养成所的教室里召开“内阁会议”。武部六藏首先发言，他说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事已至此，只好奏请满洲国皇帝自行决断。张景惠以国政的最高负责人身份提出：日本天皇陛下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满洲国已失掉了存在的意义，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国以最后终结等等。最后说道要把这种想法呈奏皇上，众大臣沉默不语。于是武部六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这些人一起去见溥仪，商洽退位事宜。接着，在溥仪“临时行宫”的会客室里召开了“御前会议”，参会成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及吉冈安直、桥本虎之助、武部六藏。吉冈安直拿出写好的“退位诏书”，让溥仪签字。张景惠立即命人在大栗子沟技术工养成所准备召开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仪式。午夜，在矿山技术工养成所大厅里，等伪满参议府、尚书府、宫内府大臣及各部部长43人到齐后，溥仪身穿满洲国上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来到会场。张景惠从怀中掏出伪《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让他照章宣读。接着，武部六臧又用日文宣读了一遍”。宣读了“退位诏书”。溥仪只用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便宣读完“退位诏书”，然后便与众大臣一一握手告别。这是溥仪第三次退位（第一次，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溥仪退位，到紫禁城里去当皇帝，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第二次是1917年6月张勋复辟，但立即遭到全国的反对，仅仅做了7天皇帝的溥仪又不得不宣布退位；这次溥仪13年零5个月满洲国傀儡皇帝梦，又一次破灭了），标志着伪满洲国宣告解体。

　　退位仪式结束后，各位大臣谁也不愿意留下，一反常态，竟在一瞬间收拾好细软，向狭窄的大栗子站奔去，大栗子火车站马上给编好临时列车，把愿意走的人送到通化。

　　据郑广渊（系伪满洲国首任总理大臣郑孝胥的长孙，当时任满洲国外交部美欧司司长）回忆说：“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授意下，伪满洲国于大栗子矿山食堂（即矿技术工养成所）举行了皇帝退位仪式，那天各部大臣都参加了，个个面如土色，谁也无心谈论什么，站着的，蹲着的，屋里乱糟糟的，空气十分紧张。溥仪仅用两分钟就完了日本入早已拟就的‘退位诏书’。可惜是诏书的内容记不清了，只隐约记得说自愿退位，最后有‘仰赖天照大神之保佑’一词”。

　　溥仪放下“诏书”，巡视一下面前群臣，说：“本人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大义，现在退位。希望各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有幸长生在世，想还能有再见的机会吧。”话一讲完就离开桌子，从右边走到大臣的前面，首先在最年长的张景惠前面伸出了细长的右手。溥仪没有说话，但谁都理会，他是要同大家握手告别……。

　　当溥仪走到兴农部大臣于静远的面前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情况。……溥仪伸出来的手，只予一瞥，就把双手转到背后去了，目光越过溥仪的肩，注视着挂在后面墙上的老挂钟。

　　在一片哭声，溥仪直接走出了屋子，摇摇晃晃地消失在黑暗之中，没有一个人起身相送，溥仪身边也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随从，从现在起，他不再是“皇帝”了。原伪满洲国务院的日本秘书，看了一眼时钟，显示是零点三十分，1945年8月18日已经开始了。

　　郑广渊介绍说：“退位诏书一读完，各大臣是个人顾个人，收拾行装，竞相逃去，真是‘树倒猢狲散’”。

　　嵯峨浩子在《流浪的王妃》一书中介绍：“退位仪式一结束，满洲国的要人们纷纷以小镇寒舍常有土匪出没太不安全为借口，迅速返回长春去了，留下的只有以溥仪为首的爱新觉罗一家以及宫廷职员”。

　　吉冈安直来到“临时行宫”，通知溥仪下一步的行程的安排，将于18日午夜坐火车到通化，第二天上午从通化机场起飞到沈阳，然后换乘大飞机前往日本，并己从“政府”的经费中拨出3亿元汇往日本作溥仪的生活费。吉冈安直告诉溥仪由于通化到沈阳的飞机太小，只能带几个随从，和少量的行李，其他人只好等，以后再设法去日本了。吉冈安直让他挑选随行人员，溥仪拟就后让郑广渊送给吉冈批准。当时决定去日本的有十三人，即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嵣（小秀）、疏岩（小瑞）、毓嶦（小固）、李国雄、黄子正、赵荫茂、桥本虎之助，吉冈安直、宪兵曹长浪花。临上车前，赵荫茂突然说肚子疼，没有走，后来失踪了。

　　18日早晨，张景惠来见溥仪，开口叫了声“溥大爷”，然后说俺们在长春还有些公事需要回去处理，然后就跟“溥大爷”挥手告别了。当时这些伪大臣都急于返回长春，为什么呢，他们要赶紧成立一个组织，叫“东北地方维持委员会”，至于替蒋介石维持还是替苏军维持，要看情况再说，现在正为“委员长”的位置争得头破血流，七十多岁张景惠是前伪满的国务总理，但他没有绝对把握出任这维持会委员长，所以急于回去拼争去。

　　溥仪身边还有四个日本人，分别是原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日本宪兵曹长浪范，还有负责伪帝宫中天照大神祭祀的桥本虎之助及其助手。

　　溥仪下令烧掉身边多余的东西，在长春未烧完的电影胶片继焚烧，几十本日记也扔进了火堆，伪满洲国陆海军上将礼服化为灰烬，从长春捧来的列祖列宗的牌位也被烧掉了，在火堆前，溥仪跪地大哭。

　　李玉琴回忆说：“溥仪对我说，他和吉岗等人去日本国，飞机在通化等候。但飞机只有两架，除了机要人员不能再带人了。他让我等着，说过三、四天就派飞机来接我们。其实他是怕日本人狗急跳墙把他杀了，为了保全自己，把皇后和我以及宫内府的家眷都扔下不管了……”

　　毓嵣回忆说：“8月18日，吉冈通知溥仪，让他到通化乘飞机去日本。这时溥仪命我去取清朝传国的两件宝物：皇冠上的玉珠和玉玺。当时带到大栗子白手卷箱子有四十多箱，都是绿色的，箱上有白钉。四十多箱宝物中，这两件宝物是我和大李（李国雄）两人亲手放在库房最西北角的箱子里的，任何人不知道，这时却找不到了。当时，溥仪因逃亡心切，也没追究。就这样，把这两件无价之宝丢失在大栗子了。皇冠上的玉珠有三厘米长，形状不规则，象颗连根的牙形。”据毓嵣回忆，这颗宝珠，从清朝初年就把它装饰在皇冠顶上，一直到溥仪这一代，凡是他穿朝服照的像，都能看到冠上那个用这颗珠子装饰起来的高桩顶子。还有那个玉玺，约有八厘米见方，手握的部分是个坐狮，下部连着个方体玺印。这两件宝物丢失，与赵荫茂突然失踪有关。

　　1945年8月18日的晚上，溥仪要动身，临时行宫的门口，挤满了送行的皇族成员，婉容和李玉琴哭成了泪人，溥仪讲了几句宽慰的话，告诉大伙儿不要着急，自己先走一步，很快就派人接大家去日本，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不要着急。最后，溥仪向佣人们鞠了一躬，说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关照，祝大家健康幸福。说到这里，溥仪的声音哽咽了，捂着脸上了汽车，前往大栗子火车站。溥仪从13日到大栗子，18日晚上逃离大栗子，只在大栗子呆了5天。

　　车站人员目睹了溥仪离开大栗子的一幕：这里之前来了一个机车，挂着节很好的客车车厢。车站也没有布置日军警卫，也没有看见谁陪着他。只见一个细挑的大个通过站台走向车厢。有人指着他说：“快看！这就是康德皇帝。”大家一看，果然是13日那天看到的那个人。所不同的只是穿着不一样。现在他身穿古铜色西装，脚穿黑尖皮鞋，没有戴帽子。溥仪的神情很凄然。

　　8月18日晚，临时行宫周围没有了往日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戒备森严的景象了，关东军警备部队撤离了，伪满14年间不离左右的日本宪兵们不见了踪影。溥仪一行12人，带了些黄金、钻石、白金、珍珠、以及小件古文物，匆忙乘车到通化，皇族被扔在了荒山野岭之间。

　　1945年8月19日清晨，溥仪的专列抵达通化。空旷的机场上，停放着两架小飞机，其中一架稍微大些，有两台发动机，溥仪、溥杰还有吉冈安直上了这架飞机，另外一架冰机是邮政机，只有一台发动机，连座位都没有，其他几个人就上了这架飞机。上午11点，溥仪乘坐的飞机，首先降落在沈阳机场。溥仪一行下机，前往贵宾室，等待另一架飞机的到来。等了很久，天空突然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只见一架架大型飞机依次降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就是要换乘到日本的大飞机。可是，来的却是苏联空军的飞机。原来，苏军跟关东军接洽，在获得安全保障之后，于1945年8月19日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实施空落，做了象征性的占领，溥仪刚刚落地就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苏军正忙着接收机场的导航、警卫室等部门，没有来到候机室。这时，跟溥仪逃难的另一架飞机降落了，这架飞机也早就到沈阳上空了，机场不给信号，首先让苏军的空降部队落下来。8月19日13时，溥仪一行被带出了候机楼，登上了苏联的飞机，解往苏联远东城市赤塔的一座疗养院。不久，伪满大臣也陆续来了，原来，苏联红军在长春站稳脚跟之后，就把东北地方维持会这些人一网打尽，送往赤塔与溥仪一起软禁，后被押往苏联伯力战俘营。1950年，这批战俘被引渡回到中国，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

　　三、伪满皇室成员的结局

　　溥仪走后，留在大栗子的皇亲国戚及宫内府人员还有100多人，他们渐渐地和大栗子沟的百姓熟悉了起来，经常来往走动。孩子们觉得大栗子沟哪都新鲜，经常到江边、山林里摸小鱼，捉蛐蛐，好不快活。当时，大栗子还有一个铁路伪警护团，300人左右。为了确保皇室成员的安全，严桐江拿出10万元伪币，送给铁路伪警护团，请他们保护宫内府的财产和人员生命安全。时间一长，一些佣人觉得没有希望，就各自收拾东西，另谋出路了。剩下的除了溥仪的眷属，就是实在没有可投靠的去处的人。

　　杨景竹（毓嵣夫人）说：皇上走了，把宫内府的七、八十口入扔在大栗子了。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人有：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家眷嵯峨浩子等。溥仪任伪满皇帝期间，年薪80万元伪币。由于他长期囚禁在宫中，有钱也花不出去。积攒下来的钱，都带到了大栗子。溥仪临走时，将这些钱交给了二妹夫郑广渊，要他用于所有人员的开销。这样一个乱摊子，全靠郑广渊、溥俭和严桐江主持，据说溥仪剩下的钱有一百三十多万元，严桐江一到大栗子就拿出10万元，给大家发点零花钱。

　　后来，来了一个苏联军官带着两个苏联兵，指名要看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大家非常恐慌。溥俭和严桐江就偷偷地把女眷们都安置到山上躲了起来。

　　溥仪走后大约半个月时间，苏联军官比夫廖夫到大栗子，他给宫内府的人带来了溥仪去苏联伯力的消息：溥仪等在通化乘三架小飞机到沈阳机场降落时，被苏联红军逮捕，送往苏联监押。他此次来是给溥仪找做饭菜的厨师，还拿出溥仪所写的名单，指名要溥俭、溥英也随去侍候皇帝。据郑广渊回忆说：“苏联军官比夫廖夫此行目的是来大栗子找个厨师到苏联去给溥仪做饭菜，并拿出了（据说是溥仪拟定的名单），指名要溥俭、溥英同去侍候皇上，我们照办了”。这次共去了8人。

　　“8·15”，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并没有下达停战命令，伪满洲国的伪职人员照旧供职，照常办公，社会秩序没有大的变化。留在大栗子皇亲国戚及官内府的职员、侍从、仆人等，各住各的住处，虽然惶惶不可终日，倒也相安无事。9月初，苏联红军5人由通化来到临江，成立苏联红军驻临江司令部。临江县城不时地发生打砸和哄抢日本人事件，先后被苏联红军和临江县维持会制止。大栗子附近的暴民和土匪、强盗劫掠日本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日本人衣服被扒光，钱财被抢走。嵯峨浩听到这些消息后，惊恐万分。五格格赶紧给她和女儿换上中国人的衣服。大栗子的矿工也向日本人示威，“还我河山”，“日本鬼滚出去”，“还我血债”，“还我财富”的吼声，振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人跪倒在中国人面前请求饶恕了，矿工们没有伤害他们，只是没收了他们在大粟子的财产。这行动吓坏了宫内府的人员。不久，他们便从各自住处，集中到养成所的大房子里，把物品都集中起来保管。

　　内府人员住在大房子里，学会自己照顾生活了。三格格回忆说：“大哥走后我们这些人只得在那个地方呆下去，我记得在大栗子住有一百天吧。那时，除婉容有两个太监和李玉琴有佣人侍候外，其余的人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学会了生活的本领”。

　　郑广渊回忆说：“大哥临走时，将留下的人吩咐给我和毓崇照管。大约在十月份，天冷了，大家住的房子是个库房很冷，晚上刮起西北风，寒气袭人。我找吴少香（宫内府侍从）想办法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一位烧过锅炉的老工人，把暖气通道维修一下后，用日本人留下的一大堆煤块，把屋里烧得暖暖的，我们感激大栗子的老乡”。

　　李玉琴回忆说：“我们这百十号人，被困在这里，要吃饭只好自己动手，由几个女眷轮班做，但几位格格因为是皇上的妹妹，是郡主，不会做，所以没给排班。虽然叫大锅饭，也都是大米、白面，还经常吃油炸的东西，但远远比不上在长春小公馆里吃的那样讲究了。我因为吃素，正巧我房中又有厨房设备，就自己单做。”

　　他们在大粟子就这样生活到11月中旬，便迁到县城临江。

　　伪宫内府的人员，虽然在大栗子集中起来居住，但总认为不安全，他们便与伪临江县政府联系，用钱买通了县公安队，公安队派人保护，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心。于是由严桐江、吴少香出头与当时的临江县伪县长，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兼公安队的头头（自任师长）边树芳联系，又用10万伪币买通了边树芳，于是边树芳便以在大栗子“不亦保护”为名，于11月下旬将宫内府所留人员接到临江县城。

　　当时，边树芳派人联系了一列专车，并派出公安队沿途保护，边还亲自带领伪县公署人员到车站接驾，同时，还派有汽车接站。街内清街，设岗。就这样宫内府人员被接到临江，住进了伊美朵旅馆，又称临江公寓。

　　宫内府人员到临江后，半个月左右临江解放了。那是12月8日晚间，八路军进了临江城。这时解放了的临江人民抱着好奇心，川流不息地到伊美朵旅馆看娘娘。李玉琴回忆说：“我屋的拉门成天也关不住，我气的紧靠窗户坐着”。过了几天，八路军为保证她们的休息和安全，在门前设岗，禁止在她们的住宅自由出入。

　　溥仪逃到大栗子，带的文物珠宝四十箱，除溥仪带走一些和丢失部分外，其余的又由大栗子带到临江，皇亲国戚及宫内府的职员便把一些国画、珠宝、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分散到佣人、随从进行转移隐藏。隐藏、转移文物国宝等行为引起了我军领导的注意。临江军队随即报告通化军区，于是1945年12月下旬经通化军区批准，一个收缴国宝的行动便在临江开始了。

　　据毓嵣的夫人杨景竹回忆道：“到了年底，八路军进驻了临江。八路军先是召集男的开会，说要搜查皇帝的东西。搜查是按政策，没有搜的光光的。过了几天，又开会，这一次连家眷也都参加了。首先让大家把行李都收拾好，说要送我们走。大家听说要走，忙乱起来，把藏的东西都翻出来打在行李里，有的藏在身上。开会的时候，又宣布不走了，让一个个把行李打开进行搜查。二嫫头发里面藏的东西被搜了出来，就让我们都把头发打落开检查。八路军女兵检查我们女的，男兵检查男的。这一次搜查的比较彻底。凡是从宫中带出来的文物、珠宝一律都归了公。搜查完了，门岗也撤了。我的孩子抽风，找不到治病的地方，一天多就死了。嵯峨浩子见了我就哭了起来。八路军撤离临江时，决定把皇后、贵人和浩子都带走。当时天气特别冷，李玉琴穿了件旧棉袄。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走路都困难了，只好让人背着。浩子把二爷（溥杰）的皮袄穿去了，外面套着单衣。”

　　李玉琴回忆说：“东西搜去后，（农历腊月十五），八路军把我李姐（照顾李玉琴的敬喜）、毓岷、吴少香先送到通化……。有件事我一直放不下，就是皇后婉容不知死在何地了。由通化返回长春时，八路军同志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把她接到我娘家去。这时我才知道婉容的哥哥润良拒绝收留她。可是我自己回娘家都很难呀。兄嫂在家，住处很紧，怎么还能留外人？更何况皇后还抽大烟，病成那样子，我们也实在养不起啊！”

　　收缴的文物分别装了28个皮箱。艺术珍品有：国画30多幅，其中最珍贵的是汉朝的一幅丝绢山水画，可谓无价之宝；罕见的500多年（有的同志记忆600多年）的一棵长白山的野山参，是伪满时期通化省奉献给溥仪皇帝的贡品，参主体约3寸多长，拇指粗，根须茂密丰满，全身2尺多长，装在一个精制的玻璃盒内，用红绒布托底，在盒子外部左下角，注有人参的重量、长度和生长年限及采集时间等数据。其他有金银器皿（有一套金碗、金酒杯，银具很多）、首饰、珍珠、玛瑙、翡翠、玉器等物。还有一些属于日、法、意、美、英等帝国主义政府同满洲国外交往来的礼品，光是各种表，就有几十种。金扣、戒指、小金表、各国最高级的烟、酒等等。这批国家珍品当时按军事系统上交的，工作组全部交给了通化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西元同志（当时改名刘东元）。通化军区全部上交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后方司令员朱瑞，以后交给了吉林省委。

　　二格格回忆这段生活说：“我们在临江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象我们这样过去靠人侍候的废人居然学会了作各种家务活。我们都把大烟戒了（除婉容外），这可不容易。再不用别人侍候了。一九四六年春节期间，在临江县政府和驻军的关怀下，大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我们居然学会包饺子了”。她还意味深长地说：“在鸭绿江边的临江县城里，吃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也颇有一番风味。临江那个地方使我难忘。”

　　在溥仪离开大栗子不久，宫内府人员有的为了凑足回老家的路费，曾在当地民间变卖过不少从国宝箱里偷盗出的古玩字画。收缴国宝工作完后，除了少数“伪满政要”和“皇室宗亲”被我民主政府先后在大栗子、临江和通化等地关押长达半年之久外。其他人员经过教育后，宣布他们自由，凡是家在解放区可以送回去。一九四六年的春节前便陆陆续续有走的了。暂时回不了家留下的也就不多了，主要有几位位格格和部分家属。春节过后，他们也都在临江找房搬出来过日子了。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很快，东北陷入内战之中，皇族一行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部队转移的过程中，缺吃少穿的人们，真正领略了东北的严寒。1946年的2月，通化关东军残余分子发动暴乱，正好让皇族一行赶上了，溥仪的奶妈被流弹击中而死。4月份，福贵人李玉琴被送回了长春的娘家，昔日的仆人纷纷散去，皇族一行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婉容，一个是嵯峨浩，他们没地方去，只能跟着部队走。后来，嵯峨浩辗转回到了日本，只剩下婉容一个人，最可怜的是婉容，她完全精神失常了，大小便不能自理，由于有鸦片片烟瘾，昼夜不停地大呼小叫。1946年6月20日凌晨5点，婉容死于吉林延吉监狱。

　　1946年4月份，几位格格和其余家属与临江银行联系坐车离开临江，到六道江后下火车，雇马车（大马车）到了通化。以后陆续回到北京，只留下了二格格的佣人马文周。

　　1946年7月，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主动交代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日军侵华内幕。法庭采信了溥仪的证言，认定是日本军阀制造了伪满洲国，认定伪满的支配权掌握在关东军和日本军部手中，将恶贯满盈的板坦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送上断头台。桥本虎之助、吉冈随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拘捕，被解往苏联，吉冈后来死在苏联。1950年夏，桥本虎之助被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病故，时年69岁。1950年7月，作为战犯的武部六藏被从苏联西伯利亚引渡到中国，收容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因脑软化症造成半身不遂，于1956年被中国政府特赦，7月归国。1958年1月19日，武部六藏死于日本。1950年7月，溥仪以及当年伪满政权的一批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回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释放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边的溥仪的侄子毓岩，毓嵣，毓赡，保镖李国雄还有医生黄子正。几个月之后释放了溥仪的妹夫万嘉熙和润麒。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安排到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1967年10月17日病逝于北京。1960年11月，溥杰获特赦释放回京完成改造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1年5月12日，嵯峨浩重返中国，与离别16年的丈夫团聚，并在中国定居。1983年5月，溥杰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1987年6月20日，嵯峨浩因肾病，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73岁。1994年2月28日溥杰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李玉琴离开临江到长春后，又经历10个月的辗转迁徙，于1946年6月落脚于破落皇族溥修在天津的家中，直到1953年又回到长春娘家，1956年，李玉琴被安排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1955年夏，李玉琴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10年的溥仪，1957年5月与溥仪离婚。1982年，李玉琴加入“民革”，1983年被推选为长春市政协委员，1993年又被推选为吉林省政协委员。2001年4月24日，李玉琴在长春病逝，享年73岁。2005年8月10日，在长春息园名人苑举行了李玉琴纪念墓揭幕仪式。润麒为末代皇帝溥仪内弟，清王朝的末代国舅、皇后婉容的胞弟，同时他又是清朝的最后一位驸马，后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66岁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编译人员。2007年6月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95岁。万嘉熙系溥仪的五妹夫，1958年至1968年一直在北京从事日文翻译工作，1972年病逝，时年58岁。郑广渊系溥仪的二妹夫，“满洲国”崩溃时，他是负责“帝宫”逃亡的经管人之一。1949年后，郑广渊在北京市邮局基建处当工程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病逝于1995年，享年84岁。

　　主要参考文献：

　　《伪满帝宫逃亡到临江始末》田乃庆著；《末代皇帝》喻大华著；《溥仪极其眷属逃亡临江拾遗》沈明勋著；《李玉琴采访记》文卒著。（本文作者董新春，系白山市地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