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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年轻人立遗嘱:瞒着父母 让发小卖19年的游戏账号 留盆栽给室友
摘要:孟欣20岁,对“死亡”思考了6年左右,在确定好遗嘱之后,她更清楚该如何去热爱生活。她是一个普通大学生,不避讳谈论身后的一切,已经一一分配好了那些最有价值感的东西——它们几乎都在电脑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盆栽。
今年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的白皮书里,在2020-2021年,共有223名“00后”在这里立下遗嘱,近一年增长了14.42%;“90后”的人数从2019年166位增加到2020年的553人, “80后”也比五年前增长了近13倍。
立遗嘱的流程不复杂。和孟欣一样,他们做完咨询后,被采集了人脸识别和指纹鉴定,接着是一份精神评估,以确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有家人陪同,他们会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与咨询师交谈,再次确认遗嘱内容与个人意愿的相符性。完成这一切,他们在录音录像中,写好遗嘱,再打印出来签字确认。
这些“年轻的遗嘱”大多瞒着父母,内容包括存有照片和日记的云盘、花了很多时间练的游戏账号,还有代码专利等等充满个人彩色的“虚拟财产”。而早年立过遗嘱的“80后”随着家庭成员的变化和年龄增长,会进行修改,更多涉及不动产和银行存款,想避免老一辈身后的纠纷。他们都早早站在死亡端口思考,有人明确了个人价值,有人搭建好了让家人了解自己的途径,也有人更清楚该如何活下去。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文|魏荣欢
编辑|毛翊君
“它可以指导我该怎样热爱生活”
孟欣,20岁,大三学生
5个室友都知道我去立了遗嘱,觉得我的想法“好酷”,遗嘱有了法律效力,不是自己随便写写,认为我在认真思考人生。
这是因为今年二月底,我在做冬奥会志愿者的时候,认识了中华遗嘱库的一位义工,我问他为什么要立遗嘱之类的,了解了一下,觉得“我需要它”。
我原来觉得我所有东西都属于爸妈,就只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我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无法跨越的阶层、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学习成绩、欠缺的交际能力,都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社会价值,比如我写的代码专利、参加过的社会活动等,有传承下去的必要。
我所有的衣服——包括做冬奥会志愿者的,还有所有的物品,我希望朋友们能卖就卖了,卖完之后的钱和卖不掉的衣服希望能捐掉。像我的电子设备、首饰、化妆品,以及一些盆栽,我留给了舍友们,会感觉我还活着。
孟欣的冬奥会志愿者衣服。讲述者供图
孟欣的盆栽。讲述者供图
电子设备很重要,因为我学的是智能科学与技术,所产生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都在电脑里面,包括今年打算申请的一个代码专利,我把它留给了一个朋友。
这是我一直想实现的社会贡献。去年,我筹划了一个志愿项目,去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手机。我们6个人的团队教了40多位老人。我们不仅用了PPT,还做了一个72页的小册子,写了怎么使用微信,比如支付、建立群聊、群接龙什么的,主要是生活上的。
我的一些账号,像B站、知乎、微信这些,留给我爸妈。上面有很多我的生活痕迹。我发东西其实很少,知道发出去很多是得不到共鸣的,所以那些平台上更多是记录了我每天跟谁在说话,分享了什么图片,浏览了哪些宠物视频和美食视频。我主要想给爸妈看这些记录,知道你们的女儿是怎样生活,怎样去思考,怎样去看这个世界。
死后的规划,我确实想了很久。开始对死亡有认知是爷爷去世,在中考前。那让我觉得好像生命就那样,死亡也不神秘。从高一开始,我就会去思考死亡。那时候的我非常孤独,几乎没有朋友,同学们谈起我都感觉在谈论一个陌生人。
我跟他们聊不到一块。他们会去思考怎么去交朋友,怎么去建一些亲密关系,我在想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存在一个计算机的原件?宇宙的尽头是什么?这些导致我的行为处事显得格格不入,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意识到这些原因,后来开始去学习别人是怎么与朋友相处的,就会经常带零食去学校分给大家,慢慢交到了朋友。我从每个食物、公园里所有的花——那些以前认为没有意义的东西中,去找寻意义。然后我发现,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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