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师大二村,那封广受关注的居民求助信发出后,“卡”住的几个事似乎畅通了一些。
街道发放的蔬菜包,社会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甚至还有华夫饼,都涌进了社区,阳性病人转运了出去,小区还做了全面消杀。
不过年轻的志愿者仍然担心,到手的物资撑不了几天;也有居民觉得,居委的工作做得不那么到位。
华师大二村小区地图及4月16日的疫情概况。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作为380多户居民唯一的居委,小王说这段时间也反思,“自己在组织、协调方面有些欠缺。”
43岁的居委会人员王伟峰(化名)人称“小王”——相比这个高校职工社区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小区里上百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小王”确实是“小王”。
转运阳性感染者,小区居民就医,发放生活物资……小王联系疾控,上报医疗组、街道,资源紧缺,多数时候只能等待。
感染者转运不出去那几天,居民意见很大,“攻击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小王说自己心态好,静坐一会就好了,实在把他骂得火吊起来了,也会还嘴。
但话说回来,这些特殊需求,对别人可能是小事,对居民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小王能理解。
4月1日,小王(中间穿防护服)组织居民做核酸。
封控后,居民们也在自救:小区里的年轻人,组织了起来,帮不会团购,没有吃的老人抢菜,给他们配送物资;还有很多老人报名做志愿者。
小王记得,之前有个小姑娘一直找他,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1个,隔壁又出现了2个,她吓死了,问为什么不把阳性转走?
小区消杀那天,小姑娘发来信息,“虽然现实不美好,但也只能相信慢慢会变好……加油小王!”。他感觉温暖。
这是上海疫情下,一个居委人员的故事,也是作为最后一道“承压阀”,居委防疫的样本和困境。
【以下为王伟峰的自述】
老小区里的老人们:“年龄最大的103岁”
去年5月,我被调到普陀区长风三村居委会华师大二村工作。
原本,华师大二村有自己的居委会,前年,两个小区合并,二村居委会并到了长风三村居委会。有居民写信反映后,就把我调过来了,专门负责二村的日常事务,还给我配了个搭档。
刚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习惯,这边不像上海其他小区,没有几弄几号几室这个说法,直接就是几号,一幢房子里比如说20户人家,就是1号到20号。一户里面可能有好几间。
小区房子最早的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盖的,一层到六层的都有,没有电梯。住的大部分是华师大职工,老年人多,一些还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这里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长寿村”,年龄最大的有103岁,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上百个。他们子女很多在国外或者不住这儿,房子租出去了。
华师大二村有300多户居民,长风三村有1800多户,还有一个区域200多户,都是我们居委管。居委总共9个人,有一个休了半年病假,(居委)书记就让我代管社区残疾人这块的工作。还有一个最近也在休病假,所以只剩7个人了。
三村居委办公地点正在装修,所以暂时挤在我们二村这边。
3月14号,长风三村第一次封小区。居委干部们在(小区)里面忙着维持秩序、做核酸,外面就我和另一个人,他负责对接物资,我就接电话。
那天是我最忙的一天。电话被打爆了。为什么封小区啦,能不能出去,买菜怎么办……什么问题都有。我从下午5点一直接到凌晨3点,后来终于没声音了,刚睡着,早上5点电话又响了,又一直接到晚上十一点。
从那时候开始,我接手整个长风三村居委的医疗救助工作。居民看病买药什么的都找我,我去跟街道的医疗保障组沟通。
3月27号,二村有居民发烧,我上门发抗原试剂,测出来双杠,我第一时间上报了。之后又发现了一例。
疾控那边可能医疗压力太大了,31号才把人转走。转的时候没有通知我,还是居民告诉我的。我急得不得了,赶紧到门卫那边去,门卫说,看到他们被转走了。那时候我很开心,阳转走了,压力就小很多很多。
这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六七点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甚至凌晨。
首先是要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组织居民做核酸、发抗原试剂,一做就得半天。
然后,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一些老人必须得关心,不然在家出点什么事,这个责任可就大了。一有空了,我就去溜达溜达,找他们聊天。他们会找我帮忙拿东西,跑腿什么的。
再者,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医疗救助。还有其他的一些电话,各种各样的诉求。居委会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释,每天不停地接电话,解释一下关心一下。
每天事务太多,光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31号,我就在群里招志愿者。
小区之前就有个志愿者团队,十五六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平时帮忙打扫小区卫生,美化环境。
小区志愿者合影。
他们很多都来找我报名。有个69岁的老人是楼组长,老伴是华师大退休职工,她做了几天志愿者后,儿子接替她也开始做志愿者。还有个老人78岁,华师大毕业的,后来在华师大机关工作,老伴是师大老师。他和老伴都报名了。他说我是党员,应该站出来。
“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抗原一下出来5个阳”
4月1号,小区第一次做全员核酸。
那天来了二十来个志愿者,大部分是老人。我把他们分成了三组:一个是做核酸时维持秩序;一个是叫楼组,叫大家下楼做核酸;还有手机组,帮老人调核酸码,这个主要是年轻人。
原本只有一组采样的医生,做到一半突然来了另一组增援的。他们自己负责的点位做完了,临时加过来。不知道哪个志愿者说了句,到那边去做。一下子队伍分开了,现场支持的(志愿者)力量就不够了,就乱了。
之后我就说,不行,这种情况还是得听我的,其他人不要说话。其实,志愿者里老教师比较多,我不敢把话说得太硬,不管怎么样也得尊重人家。
后几次做的时候,我固定了点位,就做得比较顺利,排队时间不是很长。
像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我们会准备好轮椅,不能自己走,就用轮椅推。小区里还有两个不能走、瘫在床上的,医生上门做。
阳楼的话,一般由医生上门做;阳和密接都被接走了,其他居民就叫到楼下做。
4月1号那次(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3号做抗原自测后,一下出来5个阳性,我都要晕过去了。他们住同一户,总共8个人,都是装修工人。
第二天做核酸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维持秩序,有个居民跑过来说,不得了了,他们(阳性病人)要冲出来了。
我吓得赶紧冲过去看。那几个工人情绪激动,吵着说他们的余粮只够吃一天,快没吃的了。
我说我想办法给你们弄点吃的,你们计划着点。
那几天,街道发的工作人员盒饭,一有多的我就拿给他们,几乎每天都送。有时自己不吃,也拿给他们。后来又测了一次抗原,变成了7个阳,复核后6个确诊,两三天后被转走了。
我还给了他们几个垃圾袋,让他们把垃圾全都粘牢。
那时候,整个小区都有些慌张。有的居民听说有阳性(病人),逼我说是几栋几号。有的抱怨,(疾控)为什么不来复核,为什么不(把他们)转走,这样会给小区带来多大的影响……